钟叔河：我的杯很小，我用我的杯喝水

“杜甫到湖南，写诗歌‘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就是我这样的，半身不遂。治好是不可能的了。”

钟叔河今年93岁，3年前的再一次中风将他困于病床上，吞咽、表达和行动能力皆遭到重创，他生活的半径，只余咫尺。有时，为了说清一句话，他需要使出浑身解数。

作为中国出版界的一代巨擘，钟叔河竭尽所能地保护着自己的执笔“工具”：“在医生建议他右手扎针输液时，他坚持把针扎在病肢上。”

岁月相催，日日紧迫，对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而言，“时不我待”的感觉更甚于从前，他只争朝夕：上午，他一边做康复治疗，一边和出版社编辑、来访者们谈事；下午，他午休醒来后即继续校对书稿。

每日如此，直至夜静更深。

在这样的勤力之下，十卷本的《钟叔河集》和几本随笔、杂文集相继问世，成为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但有个惊喜，是已至暮年的他难以料到的：30年前，为了辅导外孙女学习古文，他在诸多经典中千淘万漉，配以最精炼生动的阐释，最初连载于报刊，后辑成《念楼学短》。

《念楼学短》出版后，被称为现代版的“古文观止”，90多岁的杨绛曾为其作序，大加赞赏，用四个“好”来形容：选题好，翻译的白话好，注释好，批语好。

钟叔河说：“古文最简约，少废话，这是老祖宗的一项特长，不应该轻易丢掉。”

《念楼学短》2020年再次修订，一举卖掉了10多万本。

“一不留神”，耄耋之年，钟叔河成了畅销书作家。

他曾在序跋里写道：“我的杯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

法国浪漫诗人缪塞名句中所表达的态度，是钟叔河尤为欣赏并奉为圭臬的。

人生不过百年，大浪逐之，几经倾覆，但他屡仆屡起，以自己的“杯子”邀明月，也饮风尘，恍然便是一世。

与晚年辗转于病榻相比，他早年的囚徒生涯长达9年。

1976年之秋，一个时代终于画上了句号。3年后，从监狱大门走出的钟叔河交出了一份申诉书，申诉书的最后一句是：“我所要求的并不是怜悯，我所要求的不过是（而且仅仅是）公正。”

不久，原判取消，他被宣告无罪，历史最终还他以公正和清白。

钟叔河被提前一年释放，回长沙的那天，他的妻子朱纯和朋友朱正一起去车站接他。朱正当时已经在湖南出版局工作，为了让钟叔河有个一展长才的安顿之处，遂向出版局局长推荐了故交，局长踌躇半晌：

“听说钟叔河这个人很骄傲，不好领导。”

朱正直言道：“我是给你推荐一个能干的编辑，又不是推荐一个有修养的完人。”

局长与钟叔河面谈后，当场决定录用。

那一年，钟叔河49岁，即将迈入“知天命”之年，成为了湖南人民出版社的一名图书编辑。经过十年浩劫，很多被批斗过，尤其是蹲过大狱的人出来后，精神难免颓丧，或者变得胆小怕事，但钟叔河仍怀有一腔“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

在监狱里接受劳改时，钟叔河一直想弄清一个问题——为什么自己和这么多人没有犯错，却会经历这么多磨难？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他得出的结论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脱离了世界文明的正轨，个人的不幸是因为国家没有走向世界。带着这样的认知，“我出狱后便想做一套关于中国人如何走向世界和认识世界的书”。

作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代表，清代思想家魏源曾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就此开启了中国了解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潮流。从那之后，中国开始有官员和知识分子走出国门，到欧美日本去访问，学习和工作，并留下了大量丰富的随笔札记。作为沧海遗珠，这些珍贵的资料兼具重要的史学价值与现实意义。

从1979年起，钟叔河开始四处搜罗清人出国史料。隆冬时节，他和同事一起顶风冒雪跑到北京。于天寒地冻中，他们每日横贯全城，到雍和宫附近的柏林寺，去摘录晚清外交官张德彝于1871年写的《三述奇》。张德彝曾奉朝廷之命前往法国，将同年目击到的巴黎公社起义详细记载于这部手稿里。

张德彝一生八次出国，在国外度过了二十七个年头，每次都留下了一部翔实的见闻录。但搜集张德彝的八部《述奇》时，却大费周章。此前钟叔河辗转打听到的信息是，张德彝去世后，稿本由晚辈上交国家，珍藏于北京图书馆，可是钟叔河和同事在北京图书馆寻找整整两周未果。

一位了解内情的老者闻听此事后被其行为打动，于是主动带他们来到北京图书馆古籍部所在地柏林寺。大量珍贵稿本蒙尘于此，其中就有久寻不着的张德彝的四部《述奇》，钟叔河大喜过望，多日的奔波劳碌之苦也顿时烟消云散。

为了编辑“走向世界丛书”，钟叔河遍览了300多种1911年以前中国人亲历、考察西方的笔记著作，最后遴选出适合读者阅读的100种，纳入出版计划。

这是一项费时费力的浩大工程。没有电脑，没有扫描仪，只能手抄，或者影印，工作的难度、强度远超想象。在抄录完诸多古籍后，钟叔河还要亲自校对、注释，从发稿到付印，几乎都是他亲力亲为。

由于是第一次编书，“关于图书开本的选择、版式的安排、题目和正文字体字号的确定、校样修改的程序、各种校对符号的用法，他都得从头学起。”为了帮助读者更充分地了解和理解作品的相关情况，他在每种书的卷首都撰写了万字以上的绪论，阐述作者“走向世界”的历史背景与研读感悟。钟叔河几乎以一己之力推出了这套丛书。

为了赶出版进度和避免印刷体例出现错误，他常常跑到印刷厂车间当“监工”：“有一回是快到春节了，工人师傅被他一直抓着干活，没法下班回家过年，窝着一肚子火，很不高兴。但他不管，继续盯着。”为安抚工人，他通常使用的“杀手锏”就是多买几包香烟，以表谢忱。

1980年冬天，清代人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摆在了新华书店的书架上，《走向世界丛书》与读者见面了。

1876年，美国为纪念建国100年在费城举办世博会，时任宁波海关副税务司秘书的李圭随清政府代表团参会。随后，他游览了纽约、伦敦、巴黎等都市，穿越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历时8个多月完成环球航行，写下了《环游地球新录》，这是中国第一部关于世界博览会的现场参展、观展的实录。

在1981年出版的丛书中，钟叔河选用了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的自述《西学东渐记》。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容闳参与创建中国近代第一座完整的机器厂——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容闳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位晚清的知识分子曾在自序中写道：“对中国的永恒热爱。”

在钟叔河家客厅的书架上，摆放着一张容闳青年时代的照片，照片下有一句题款：“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钟叔河也将其作为对自己的慰勉。

自丛书第一本问世后，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本问世，抄稿、校对、编辑、加工，钟叔河均亲自操刀。1986年，《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35种陆续出齐。

这套丛书全方位地呈现出近代中国人第一次睁眼看世界的模样：“这些记录构成了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认识世界、记录世界、剖析世界、接纳世界艰难历程的全景图，给当时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和历史的借鉴。”

在钟叔河看来，“一个国家、民族，恐怕不应该也不可能长期和别的国家、民族隔绝开来，不能够自绝于这个世界。” 他曾引述外国人评价容闳的话，来阐述做《走向世界丛书》的初衷：

“一个能够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做成伟大的事业。这个国家的前途是不会卑贱的……可以看到，中国本身拥有力量。”

《走向世界》丛书出版后，在学术、思想乃至文化界引起了巨大轰动：当年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组组长李一氓认为，这套丛书是“近年来最富有思想性、科学性和创造性的一套丛书”；原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称之为“当代‘奇书’”，说自己“读诸文后，感佩之情不能自已”；英国的出版社也发来邀约，要译成英文出版。

钟叔河的师友萧乾更是感慨万千：“这是一位学者只手（他只在很短时期有过一位助手）编出来的……也是一位受过委屈的知识分子在复苏之后对民族文化事业的重大贡献。”

他特意为《走向世界》丛书所做的绪论，于1985年结集成《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钱钟书为其作序。序言中说：“我的视野很窄，只局限于文学，远不如他眼光普照，察看欧、美以及日本文化在中国的全面影响；我又心粗气浮，对那一类书，没有象他这样耐心搜罗和虚心研读……”

2004年1月8日，杨绛给钟叔河写信，特意提及20年前钱钟书先生为《走向世界》作序的事：

“他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1989年，钟叔河在当了5年岳麓书社总编辑后卸任，《走向世界丛书》出版就此中断，他将剩余的资料全部运回家，予以珍存。其后几次搬家，所藏资料一本都没有散失。

壮志难酬，魂梦系之。但钟叔河始终相信，只要坚持与努力，未竟之愿终能得偿。

20多年后，丛书项目重启，82岁的钟叔河再次出任主编，焚膏继晷，历时4年，2017年3月，“走向世界丛书”剩余的65种出齐，百卷合璧。

至此，跨越长达37年，1700万字的全套丛书终于尘埃落定。

1992年，钟叔河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编辑，能发出的光和热甚至不及爝火，但我编的书，我写的文章，我所进行的一点研究，总可以发出一点微弱的光，投射在人们摸索前进的道路上。”

“万卷纵观当具眼”，钟叔河做职业编辑只有十来年，但他策划编纂的《走向世界丛书》堪称我国出版界难以逾越的高峰，钟叔河的名字也因此被镌刻于中国出版史上，成为了那个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出版人之一。

“要我们死，我们是不得死的。”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本该上小学的钟叔河和母亲一起回平江老家避难。

在荒僻的山村，没有师长的督促，也鲜有玩伴与之共游，读书成了钟叔河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深奥难懂的古文没有让他望而却步，《左传》《史记》《阅微草堂笔记》《红楼梦》等书，都让他爱不释手。

战乱时期，颠沛流离，学业也断断续续，唯有读书从未间断。初中前，钟叔河已经读完了市面上能找到的所有中国旧体小说，博览群书使得年少时的钟叔河已有潘江陆海之才。上初中时，他的作文在班里即出类拔萃。抗战胜利后的一个暑假，14岁的他把听到村民所谈的奇闻轶事，模仿古人用文言文写成了41则笔记，字体的别具一格、行文从容的老练令人啧啧称奇。

多年后，海豚出版社送给钟老85岁寿诞的贺礼，就是他写于70年前的这本《蛛窗述闻》。

但很可惜，当年钟叔河只读到高二，后来，不到18岁的他报考了长沙的“新闻干部训练班”，深厚的写作功底让他脱颖而出，被刚刚成立的《新湖南报》录取。

1957年，26岁的钟叔河被打成“右派”。

当时的报社领导递给他一本小册子，上面的罪名多达48条，标题是《继续揭发批判钟叔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并提醒他：“你错就错在有思想，有你自己一套反动的思想。”

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会发笑。”但钟叔河对当时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深度思考与质疑触犯的是整个社会的“逆鳞”。

钟叔河随即被革职，成了无业游民。因为缺衣少食，一家人分散各处：朱纯带着大女儿住进一间废弃的小澡堂；钟叔河带着二女儿租住在朋友的蜗居；三女儿寄住于大姨家；四女儿被送到内蒙古的孤儿院后失联，直到十几年后方找回。

为了养家糊口，一个知识分子放下手中的笔，去长沙的街头拖板车。

他白天奔波在外，晚上回来仍要闭门读书，在他看来，“不读书，人会窒息。”但很多时候，他没钱买书，就向人借；借不来时，他就仿效东汉的思想家王充，游于书肆，只看不买，遂养成过目成诵的本领。

那时钟叔河拖板车所获微薄，于是又去仓库当搬运工；他还学会了刻油印钢板，做过木模工、电镀工、化学工。诸多劳役，几欲做遍。

1970年,钟叔河再度因言获罪，被判刑十年,押解至湖南洣江农场“改造”。

“我坐在牢里面也没有想到我还能出来当编辑。那个时候，我想的第一件事是，我一定要活着离开牢房，而不是我死在牢房里面，所以我注意身体，注意锻炼，我还要注意多吃一点。”

钟叔河解放前曾学过机械制图，到劳改队后，因为队里正缺绘图技术人员，他便被分到机械厂的绘图室里了。

在绘图室一位青年工人的帮助下，以工人的名义从场部职工图书室借来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籍，钟叔河一有空如饥似渴地攻读。读史帮助他廓清了烟瘴重重的现实迷雾，让他看到了人类社会曲折前行的规律。他笃信，把无罪的人当作“反革命”的悲剧总有一天会结束。然而那时，他已经40多岁了，经过历次“运动”的洗礼与折磨，他的身体早已羸弱不堪：脊椎骨折、腰肌劳损、气管炎……“我本人能不能活到那一天呢？”

在满目晦暗的日子里，一次“奇遇”改变了他的心境。

有一天，一个同样被改造的“犯人”“把木头弄倒了，我去帮他收拾木块。”那位面目清癯的老人，就是中共“隐蔽战线”的杰出代表潘汉年，这位曾威名远扬的“红色特工”因判无期徒刑，此前被关押于秦城监狱，后到洣江农场改造。钟叔河看过潘汉年的照片，所以认得他，于是向他吐露了自己的苦恼。当潘汉年获知了钟叔河的年龄后，对他说，你还年轻。

告别时，潘汉年还叮嘱了一句，相信人民。

潘汉年的话更让钟叔河确信了自己对历史的判断，也攒足了让自己这具年轻的“残躯”重新站起来的勇气。

1977年，潘汉年因病去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未等来自己平反昭雪的通知，而2年后出狱的钟叔河则替他打开了那扇牢房的大门。

多年后，钟叔河说起自己的苦难史，如话家常，就像《今日名流》的报道里写的那样：“他讲那些人的生或者死，如同一个家庭主妇讲她的鸡鸭发瘟了，有的死了有的活了，活的接着喂，死的挖个坑埋了完事。劫后漠然，漠然深处大悲哀。”

在监狱里，他见过由于写“反动”标语而进来的少年犯，只有12岁，被判10年，但他稚气的脸上洋溢着兴奋之情，只因牢里的食堂有油条包子吃，可以免于被饿死。而一个男人负责给犯人发裤子，一个人收到的是短裤，要求换一条，未果，男人于是自杀了——荒唐的年代，命如草芥。

肉体被摧残、被毁灭何其容易，但在精神的高地上，总有一些不肯苟且的灵魂在发出天问：

“我们这些人没有犯罪，没有强奸、杀人、放火，为什么要坐牢，至于一个原因，我们没有出问题，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他一生见过，也亲历过很多惨剧，但他从未产生过一了百了的想法，在最困蹇的日子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