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党领袖候选人凯米·巴德诺克表示,产假工资“走得太远了”,这引发了人们的愤怒,但工党同僚哈里特·哈曼男爵夫人表示,我们不应该回到撒切尔时代
保守党领袖候选人凯米·巴德诺克(Kemi Badenoch)表示,产假工资“太过分了”,并形容纳税人为其提供资金的负担“过大”,这引发了愤怒。现年44岁的巴德诺克女士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他们是她和银行家丈夫哈米什·巴德诺克在2013年至2019年间生下的孩子。她补充说:“答案不能是让政府帮助人们生孩子。”
但是工党同僚哈里特·哈曼男爵夫人强烈反对巴德诺克在保守党会议第一天接受电台采访时的言论。哈里特本人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在20世纪90年代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妇女部长。在接受《镜报》独家采访时,哈曼男爵夫人说:“我们不应该让时光倒流到撒切尔夫人的观念上,而应该考虑提高产假工资,这样人们就可以休产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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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足够的钱,当你的孩子还没有准备好时,你就不必伤心地提前回去工作。低收入女性则是如此。或者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必须放弃工作,领取福利。”在1987年《法定产假工资条例》成为法律之前——在6周内给予新妈妈平均每周收入的90%,然后在接下来的33周内给予每周184.03英镑或平均每周收入的90%(以较低者为准)——工作妈妈几乎没有经济支持。
1975年的《就业保护法案》(Employment Protection Act)为此奠定了基础,引入了一些产假工资,但它最多只能提供6周,而且很难获得资格——这意味着只有大约一半的在职妈妈能获得——而且数额很少。过去几代的职业女性还表示,在工作期间怀孕是不被允许的。在法定产假工资出台之前,女性的文化是离开——只有在可靠的托儿服务到位后,她们才会回来,从事小规模的兼职工作,或者干脆停止工作。
谢丽尔·帕克的女儿布伦达出生于1974年,也就是立法出台的前一年。70岁的谢丽尔被巴德诺克女士的言论激怒了,她说:“产假工资并不多,女性需要得到她们能照顾孩子的报酬。”这对我来说太难了。”谢丽尔来自德比郡切斯特菲尔德,在怀孕前一直是一名陆军护士。
“我工作了四个月,就被要求辞职,”她说。“她们说她们没有孕妇服,而且不好看。那时离我生孩子还有5个月,我不得不无薪离开。”她被迫依靠丈夫的工资生活,家里经济拮据。生完孩子后不久,她就在一家养老院找到了工作,结果10个月后又怀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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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我一直工作到分娩前三天,三周后我开始母乳喂养。”“非常累。我白天照看孩子,晚上就去值班。晚上我只睡了三个小时。社会认为,如果你怀孕了,那是你的错。你想要孩子,所以那是你的错。你不能工作,所以你放弃了工作,然后在孩子三周大的时候回去工作。”
在她备受争议的电台采访中,巴德诺克女士说:“法定产假工资是税收的一个功能,税收来自于工作的人。我们从一群人那里拿东西给另一群人。在我看来,这太过分了。”当被要求澄清她是否认为产假工资“过高”时,她补充说:“我认为这太过分了——就一般商业监管而言,这太过分了。”她继续说道:“在我看来,产假工资的确切数额并不重要。”
但妇女权利慈善机构福西特协会的首席执行官杰迈玛·奥尔乔斯基表示,法定产假工资对妈妈和孩子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你要求女性在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带着新生儿生存下去,你就是在把家庭和这些孩子的生活机会置于极大的风险之中,”她说。你给女性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迫使她们比自己希望的更快地重返工作岗位。它剥夺了你作为一个家庭拥有时间的权利,剥夺了你和孩子一起度过重要的几周、几个月的权利。”
对于像91岁的弗朗西丝·伊扎德这样的妈妈来说,没有任何支持。1956年,24岁的她怀了第一个孩子安东尼,当时她是利物浦泰特和莱尔工厂的一名机器司机。她说:“你一直工作到怀孕太大不能再工作为止,就是这样。你没有工资。你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帮助。这很困难。”
安东尼两岁半时重返工作岗位,10个月后再次怀孕,她的老板视她为一名有价值的员工,支持她。她说:“当我生第二个孩子彼得的时候,我因为晨吐而离开,但经理来看我,说‘我们希望你现在回来。’她说,‘我们需要你,如果你回来后不舒服,我们会让你躺一个小时。’”
国会议员在休产假期间可以获得六个月的全薪,这意味着当了42年国会议员的男爵夫人哈曼在生孩子时经济上是有保障的,她有41岁的哈里、39岁的约瑟夫和37岁的艾米。但她表示,对于大多数母亲来说,“我们这一代人在有了孩子后就停止了工作,或者从事非常小的兼职工作。”
哈曼男爵夫人是一位热心的女权主义者,她的政治生涯致力于争取性别平等,是2010年《平等法案》的设计者,该法案旨在解决职场歧视问题。她说,她仍然面临着职场对孕妇的负面态度。她说:“根本没有得到认可,我一直都被期望在下议院投票。”
“即使是现在,我也无法习惯看到女性露出她们的隆起,因为我们一直隐藏着自己的隆起。我穿着宽松的裙子,希望人们不会看到我又怀孕了,因为这马上就会给你是否要继续工作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图片:每日镜报》)
现年62岁的雷·雷德福住在肯特郡拉姆斯盖特附近,她在1986年生下第一个儿子李时,作为一名999电话接线员,错过了一年的新法定产假工资。“我经历了28个小时的分娩,他们不能给我剖腹产,因为没有人做。他们不得不使用钳子,他们想打断他的肩膀。这太可怕了,”她回忆起分娩时的痛苦。
但当时最多只有六周的带薪休假,这意味着她必须在准备好之前重返工作岗位。“那次创伤性的分娩使我陷入了产后抑郁症。我必须回去工作,否则我们就没有地方住了。我们都很穷,”李出生时23岁的Rae说。
“当你有一个新生儿时,睡眠剥夺是一种折磨,所以我不得不全职工作,几乎没有睡眠,负责一个六周大的婴儿。当我听到像Kemi Badenoch这样的评论时,我感到非常愤慨。感觉生孩子是一种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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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曼男爵夫人认为,新父母的薪酬和工作条件应该得到改善,而不是减少,她也希望把重点放在新爸爸身上。2003年,英国引入了法定陪产假工资,在陪产假期间,符合条件的父亲可以在两周内领取周薪的90%或每周140.98英镑(以较低者为准)。
哈曼男爵夫人呼吁增加这一比例,以减轻职业母亲的负担,她说:“休假的女性被认为没有全身心投入工作。当男性休假时,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变化——男性会在他们负担得起的情况下休假。”
Rae Radford对此表示赞同,并补充道:“爸爸也应该有时间和他们的孩子建立联系——但也许Kemi Badenoch会认为这太过分了!”
邓肯·巴雷特和努阿拉·卡尔维的《爱情巷的糖女孩:泰特&莱尔利物浦精炼厂的爱、失去和友谊的故事》现已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