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周恩来：革命道路上的亲密战友

1961年，中央在江西庐山开会期间，恰逢八一起义34周年，于是中央便决定在庐山人民剧院举办一场庆祝晚会。

当天晚上，毛泽东来到剧场的时候，特别问到站在门口的卫兵：“小同志，总理来了没有啊？”

门卫回答道：“主席，总理来了，但没有进去，正在外边散步。”

“哦...”毛泽东得知周恩来到了，但还没有进去，便清楚这是怎么一回事了。自己也索性搬过来一个小板凳，就在门口等着周恩来。

身边的人看毛泽东就直接坐在大门口，纷纷劝说道：“主席，这山上风凉，您要不还是进剧院里吧。”

毛泽东摆摆手：“没关系，没关系，总理还没来，我等等他。”

以往中央有什么活动、会议的时候，也没见毛泽东和周恩来有过这番姿态，今天这是怎么了？其实今天还真的是一个特别不寻常的日子，而两人也都是为对方考虑。事情的起因，我们还要追溯到1927年的8月1日。

有人“乱弹琴”，毛泽东生气拍板：就定在八月一日！

蒋介石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一度陷入沉寂当中，不少意志不坚定的党员在威逼利诱下也纷纷退党，甚至是出卖自己的同志。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需要一场足以振奋人心，足以明志的行动来告诉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中国共产党是不会向反动派低头的。

经过一系列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刘伯承等一系列早期将领，决定在南昌城发动一次震惊全国的起义行动。

就南昌城内的起义行动而言是成功的，但当时整个大的环境背景却不允许这支新兴队伍继续茁壮发展下去。为保持革命的火种，周恩来和朱德决定率部突围，一路到井冈山同毛泽东会合。

八月一日是南昌起义打响，为策应周恩来的“第一枪”，毛泽东在九月份便迅速搞出一个秋收起义。这场起义的结果同南昌起义一样，只能说结局是失败的，但结果却是斐然的。

当时考虑到敌我力量悬殊，毛泽东认为攻打长沙已经是不现实的，应该保存现有力量，攻击敌人薄弱地方，从而发展壮大自己。当初这种声音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其中不乏有一些流寇思想，想趁乱发一笔财的人。在各种目标、愿景不一致时，而多数人又不理解放弃城市的战术思想，部队难免会出现一些人心浮动。

这个时候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又在一次战斗中牺牲，部队人心不稳，军阀习气隐隐有回升的兆头。毛泽东当断则断，在三湾村开展了一场塑造军魂的活动。

据罗荣桓元帅后来对三湾改编的回忆：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如果不是这样，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从往后的斗争经验来看，也确实是秋收起义时总结出的武装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是最正确的。

后来在商讨建军节定在哪天比较妥当，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应该遵从南昌起义的时间节点，即八月一日。

可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定在秋收起义的时间才妥当。

对此毛泽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乱弹琴，一个在前，一个在后，怎么能混为一谈？”不满的情绪，溢于言表。

南昌起义的革命意义是不可轻视的，1967年毛泽东曾对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说道：“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1933年，中央苏维埃做过决议。他们不晓得历史。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

可见毛泽东对于武装斗争起义的先后顺序是各位重视的，同时南昌起义也有着不可被低估的历史分量。

在南昌起义之前，党还没有过组织、领导属于自己军队的经验，形成一种“只抓笔杆子，不抓枪杆子”的错误斗争路线。南昌起义后，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正规武装力量的部队，为后续的革命道路留下了火种，指明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尽管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下，都肯定了南昌起义的意义，但周恩来却一直认为南昌起义是失败的，而自己是缺乏经验的。

1944年，周恩来在延安作《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总结自己对于南昌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

“‘六大’对于南昌起义，总结也不够。南昌起义是反对国民党的一种军事行动的尝试，中央虽指出了南昌起义五点错误，但没有指出它的主要错误。我觉得它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

到后来1961年9月18日，中央领导参观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时，周恩来往事历历在目，不仅对贺、叶、朱、刘四位元帅做出积极的评价，也又一次做了自我检讨。

随着参观队伍，步入第四陈列室时，周恩来有感而发，对在场的众人说道：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当时只有毛主席提出来。其他的人对这一路线不明确，甚至有的怀疑，有的反对。关键问题在井冈山，没有井冈山的斗争就没有今天。宣传南昌起义一定要讲到井冈山。我给你们提个要求，讲解内容一定要讲到朱毛井冈山会师。起义是大家的一个共同想法，而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并不明确，是毛主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由此可见，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个人对于南昌起义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毛泽东认为，南昌起义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第一颗星火，对于中国武装革命的斗争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周恩来认为，毛泽东在秋收起义中武装农民，农村包围城市的经验是革命的制胜法宝。

或许在两人眼中，都认为对方才是那个对解放军的建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人吧。

四九年初，军委开始制作解放军军旗，最终遴选出12种给中央领导审定。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存在不同的意见。

周恩来回忆道：

“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各种图案都选不上。毛泽东同志说，何必另选呢？把‘八一’两个字写上，就是一个图案了。我说，红军获得成功是井冈山开始的，八一起义是失败的，恐怕有‘八一’两个字不一定恰当。毛主席说，不对。八一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开了第一枪，秋收起义在八一起义之后。”

周恩来定名大型歌舞剧《东方红》，刻意突出秋收起义

1964年7月1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各党组书记会上提出，在建国十五周年的时候，应该创作一台具有思想和艺术的大型演出。这项演出的主要内容要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艰苦历程，同时更要把党的指导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完整地表现出来。

周恩来提出这个要求，是希望能够这样的一场演出，让中华民族的歌舞之路迈向世界。从那个时候开始，周恩来便注重了艺术创作对于一个民族文化宣传的必要性。

对于这场歌舞剧，周恩来可以说倾注了很多心血在其中啊。每天在处理复杂繁多的工作之余，还要抽出时间来对歌舞剧提出些指导性意见。

周恩来对这场歌舞剧的研究堪比在外交工作上的一丝不苟，可谓是个十足的细节控。

有的时候，周恩来会对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台词都做精准的修改。

例如有一句台词是：“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大屠杀开始，共产党人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黄浦滩头，珠江河岸，赣江两岸，大河上下直到长城内外…”

周恩来总觉得哪里有些问题，仔细推敲、琢磨后，便建议工作人员在

“珠江河岸，赣江两岸”这一台词中改一个为“珠江堤畔”。

对舞台背景，周恩来也一再要求尽可能地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例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劳工在搬运货物的时候，旁边应该会有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周恩来认为这样才更能体现当时旧中国人民的屈辱，表现出帝国列强对中国的欺辱。

在最初的剧本设计，有一场重点戏是花了大笔墨描述武昌起义。周恩来看到后，对工作人员说道：“应该重点歌颂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这是我党第一支工农武装，南昌起义不要专门表现了。”

以至于在全剧中，对于武昌起义的刻画就仅仅剩下一句“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

周恩来对这部剧的呕心沥血，毛泽东也是知道的。于是便出现开头那幕，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先到却不进去，是在等他。

毛泽东也拿着一个板凳，坐在剧院门口都周恩来散步完再一起进。

这期间，毛泽东还专门跟旁边门口站岗的小战士聊起了天。

毛泽东说道：“小同志，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知道，是八一建军节！”毛泽东追问道：“那你们知道八一起义是谁领导的吗？”

当时百废待兴，军队中也缺乏宣传这方面的意识，几个小同志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能答得上来，一时间气氛还有点尴尬。

毛泽东笑了笑说：“这就是我们的周总理啊！”

几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对这个答案都有点惊讶。在众人印象中温文尔雅的周恩来，居然是起义军队的领导人。

毛泽东紧接着说道：“八一起义了不起啊，向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也是它奠定了人民军队的基础，具有深远重要的历史意义。”顿了顿，毛泽东继续说道：

“领导八一起义的周总理和其他同志，都是革命的功臣啊，我们应该永远牢记他们的贡献...”。

话正说着，周恩来也走了过来，毛泽东跟身边的小同志打了招呼，两人便一起走进剧场观看《东方红》歌舞剧。

对于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来讲，周恩来和毛泽东似乎都不愿意“抢功”。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他们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驱者、奠基者，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革命友谊

尼克松是美国第一位正式访问新中国的总统，他对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印象是比较客观和周全的。他认为毛泽东是拿主意、做大事决断的人，周恩来是负责具体执行的人。这话倒是不假，国内也有不少说中国革命的过程是

“谋事在毛，成事在周”。

在中国近代史革命中，往往会出现两个人互相搭配的组合。比如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杨秀清，戊戌运动中的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时的孙中山、黄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陈独秀、李大钊等等。两个人的组合，往往能发挥出一个人单打独斗时所不具备的优势。

很多时候，两人并非分一个主次，而是要相对来论的。例如在外交方面，周恩来是行家，毛泽东就更多地倾听周恩来的意见。在军事方面，毛泽东比较擅长一点，那毛泽东的想法发挥的就会大一些。建国后，也有老同志曾问过周恩来，为什么不去做一些幕后理论性的工作？

周恩来不悦道：“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个人去管。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

由此可见，在政治工作中周恩来是有意识地去充当一个执行者的身份，这是为更好地完成工作。两人从井冈山时期便展开深入的合作，这几十年来风风雨雨一路走来，缺了谁也不行。

梁漱溟曾这样形容过两人的关系，毛泽东开会时经常贯通古今，纵有寰宇，人们的思维常常跟不上毛泽东讲话的逻辑和速度。有时毛泽东讲完话，周恩来就会具体交代一下该怎样去执行，让人们去深入了解。

周恩来总是负责一些具体事务，凡事也要求尽善尽美，身体出现问题也是难免的事情。1976年，周恩来被查出患有心脏病，办公室便常年放氧气瓶，门外也有医生和护士在随时值班。1972年，周恩来又被确诊患有膀胱癌。

5月18日，这份报告被呈送到毛泽东的办公桌前。毛泽东拿起报告看了许久，接受这个事实以后，便叮嘱叶剑英、邓颖超和汪东兴组成的领导小组，负责医疗组的工作。尽管毛泽东多次劝说周恩来要注意身体，多加休息，可工作总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来，周恩来也乐此不疲的透支着身体处理工作。

有时候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准备了什么好东西，例如一个软沙发之类的，毛泽东总是亲自叮嘱给周恩来也送过去一个。

后来两个人的身体都出现不同程度问题，毛泽东也患上了严重的白内障，看不清楚字。这时他会让身边的人，将周恩来的病情报告准确无误的念给自己听。

一直到1973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讨后决定，还是给将邓小平叫回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当时邓小平也只是表示：“不该再提什么意见，但感觉身上的担子还是太重了。”

毛泽东只能摇摇头：“没办法，只好担起来喽。”

1974年1月13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周恩来拖着沉重的身体缓缓站起身，对着在场的人说道：“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回到家的周恩来也并没有安心修养，而是尽可能的在处理工作。

197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的生日，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最后一次谈话。当时周恩来前往长沙在湖南省委招待所蓉园2号楼同毛泽东见面，这次晚宴上两人都吃的很开心。

周恩来刚做过膀胱癌的电灼术，再加上有冠心病等症状，身体还是很虚弱的。但席间还是几次晃晃悠悠的站起来，同毛泽东和众人干杯。这几天毛泽东的身体也恢复的特别好，看到这一幕也是十分开心的。

当天晚上，毛泽东将周恩来过去谈工作，这一谈就是四个小时。

或许两位老人心里都清楚，往后这样的机会可能不会再有了，这次便格外漫长。

两个人从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中第一次见面，一直到1974的最后一次见面，经历了太多，这一段故事也见证了中国革命的曲折胜利。

此后的几年，两人因为身体原因不能见面，可还时常牵挂着彼此的身体。他们都知道对方是新中国的砥柱，这两根柱子一直撑着新中国奋力向前，继续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