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教授的一诺千金：存折只剩5元钱，却把一切都给了学生

本文收录于专辑“时代楷模”

10月23日下午，放学铃声响起，潮州市饶平县所城中心小学校园热闹起来。在小学的后山腰上，立着一棵挺拔的松树，根深深扎在地里，气骨铮铮，泽荫学子。

时间回到2019年10月9日，国内光纤通信技术领域元老级科学家、天津大学百岁教授杨恩泽去世。儿子杨石遵循父亲遗愿，把骨灰撒在所城中心小学的后山上，没有墓碑，但种下一棵松树为记。

如今五年过去了，山上的松树长高了。校园里依旧书声琅琅，杨石继续着父亲的嘱托，每年准时把2万元打到小学的账户上，以奖学金的形式资助师生。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杨恩泽。但杨恩泽的一生，留下的“自己”太少了。

原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杨恩泽得知家乡所城中心小学对教学硬件设施有需求时，便萌生了捐资助学的念头。恰巧，其所在的天津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要更新一批电脑。杨恩泽便找到院领导，提出要购买更换下来的旧电脑，捐献给家乡的小学。院领导听后十分支持，决定免费提供10台。

所城中心小学甚至没有一间能容得下这10台电脑的教室。

后来，杨振永去信杨恩泽，提出希望建设一间供学生使用电脑的机房。“他想都没想，就同意了。”提起那段经历，杨振永仍然深受触动，“一听说了我们的困难，杨老便想方设法，慷慨解囊。”

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杨恩泽拿出30万元积蓄，帮助所城中心小学建起一座科学楼。

就这样，杨恩泽分3次寄出捐款。最后一次捐款后，他的存折上只剩下5元钱。

2006年5月，一幢面积694平方米的“成和科学楼”顺利落成，当时已身患癌症的杨恩泽，特意从天津回到潮州参加剪彩仪式。

这还不够，杨恩泽又做了一个决定：在之后的20年中每年拿出1万元（从2008年起增加到每年2万元），设立“成和奖教奖学金”，资助学生完成学业。至今已累计捐助36万元。

在所城中心小学的操场上，立着一块碑，上面刻有《承恩台》序。像杨恩泽一样捐资助学的事迹，被一一记录了下来。

杨恩泽总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

但这一份“普通”在人们心中，自有温度和高度，如苍山久远，又如草木初生。

步入耋耄之年后，杨恩泽仍像个求知若渴的“年轻人”，追着时间跑。

他在普通人已经退休的年纪开始学计算机，步入80岁又学会了软件编程；90多岁时，他一步迈上两级台阶，每天步行穿过校园去办公室，不知疲倦；快100岁了，又埋头英文专业文献，直言“不看英文资料跟不上时代发展”。

抱着“总要为国家做些什么”的赤子之心，杨恩泽毅然投身光纤通信事业。

在国内光通信技术领域，杨恩泽是元老级科学家。在他的建议和主持下，上世纪70年代，我国启动了集全国之力开展光纤通信的大会战——“八二”工程。这条13.3公里的线路，是中国第一条实用化光通信线路，让中国迈入了光纤数字化通信时代。

自1943年起，杨恩泽开始了执教生涯，先后辗转任教于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北京邮电学院和武汉邮电学院，最后又回到天津大学任教。他的很多学生，后来成长为国家栋梁之材，有某一领域的学者，更有举足轻重的院士。

学院里的人都知道，杨恩泽的时间表没有周六日，也没有寒暑假。直到去世前一个月，他依然到实验室参与科研教学工作。

从教70余年，“他如愿把自己的一切全给了学生。”

三尺讲台上，杨恩泽反反复复强调的一句话，“一定要严格，要精益求精”；而在生活上，他便是名副其实的“差不多先生”，“过得去就行”。

2005年，潮州市所城社区党总支部书记何镇勇第一次到杨恩泽家里，看着穿着褪色灰白衣衫的教授，感慨颇深。

在天津，杨恩泽住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房子，床是70年代印着“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字样的简易木板床，衣柜里的衣服要么打了补丁，要么磨损严重，几乎没有一件好衣服。

杨石回忆，父亲常常自己修补衣服，“大到钟表仪器，小到切菜刀具，都是手工维修”。

一些太旧的家具，他只能趁父亲不在家一件件置换，少不了被埋怨“那个还可以用”。

对自己吝啬、对他人慷慨，这份严格与宽厚，看似矛盾，实则隽永。

曾有人说，“您的学生辈中都有人做院士了，要是争取一下，您也会是院士。”但他却不以为然——

“当不当院士不重要，关键是能为国家做些事就行了。”

“我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的，我要把自己的一切都回报给党和人民。”

不为名来，不为利往。

穷其一生，乐此不疲。

杨恩泽，先生有大义。